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六月，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入侵明朝边境，明英宗在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，在土木堡遭遇埋伏，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。
这二十万大军是明朝政府军主力，遭遇惨败后，明军只剩下十万老弱病残守卫京师。
也先获胜后，大举南侵，包围京城，明朝统治岌岌可危。
可是在于谦的领导下，北京军民同仇敌忾，打退了也先对京城的进犯，延续了明朝200年统治。
一般来说，政府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皇帝即将对全国失去控制，一个政权将土崩瓦解。
为什么明朝能在主力失去的情况下，还保持着对全国的控制？
明朝余威仍在，也先心有余悸朱棣（明成祖）即位后，对蒙古残余武装寸步不让，采取坚决打击的战略。
展开剩余92%从1410年到1424年的14年间，明成祖5次御驾亲征，北伐蒙古，大获全胜。
1410年(永乐八年)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将5万蒙古铁骑打得溃不成军，蒙古本部的鞑靼心惊胆战，表示不再进犯明朝，并向明朝称臣纳贡。
4年之后，(永乐十二年)，明成祖再次御驾亲征，征讨瓦剌武装，在忽兰忽失温(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)大败瓦剌首领马哈木率领的蒙古武装，马哈木只身逃遁。
1422年(永乐二十年)三月，明成祖力排众议进行了第三次北伐，打击目标是蒙古阿鲁台所部；结果再次获胜，阿鲁台仓皇逃遁。
1423年(永乐二十一年)七月，第四次北伐，再次亲征阿鲁台，在行进途中得知蒙古各部内讧，停止行动。
但是这次行动也让蒙古其他部落心生恐惧，也先在上庄堡向朱棣投降，俯首称臣，被封忠勇王，赐名金忠。
1424年(永乐二十二年)正月，鞑靼部入侵边关，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，基本达到作战目的。
经过五次北伐，蒙古各部队明朝产生了忌惮心理，患上恐明症。
土木堡之变发生时，距离明成祖第5次北伐不过25年，虽然也先大军获胜，但长期形成的心理障碍还没有克服，没有足够的信心颠覆明朝政权。
瓦剌战略目标保守，没有南下设想明朝存续与否，一是在于明朝军队战斗力，二是在于也先的战略目标。
换言之，如果也先的战略目标向北宋末期的金国那样，是攻城略地，明朝内部就可能生乱，朝廷就会失去对地方的控制，政权就可能灭亡。
但是纵观那个时期的明朝和蒙古战争，蒙古武装发动战争的目的，仅仅是抢掠，并没有制定消灭明朝或者占领明朝疆土的战略。
土木堡之变的起因，仅仅是源于一场贸易纠纷。
也先每年都要向明朝提供贡马，明朝政府都要向其支付一笔费用；
除了按照马匹支付，还要按照前来的人数付费。
事变发生这年，太监王振发现也先部下提供的贡马以次充好，人数也虚报很多；一怒之下扣除了百分之八十的款项，引起也先方面的不满，开始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，成为战争的导火索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较量，大多数时间处于上风。
一是因为他们的战马品种优良，爆发力强；二是游牧民族四海为家，没有任何顾虑；三是他们长期在险恶环境中生活，狼性十足。
而农耕民族第一没有天然牧场，养出来的战马没有爆发力，也缺乏耐力；第二，农耕民族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土地，非常恋家，患得患失；第三，皇帝为了维稳，长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，让农耕民族变得温顺如绵羊，失去斗志。
在此情况下，如果游牧民族的战略目标是攻城略地或者是推翻中原政权，明朝的统治就会受到严重挑战，内乱就有可能发生。
但是游牧民族有时候是格局不够高，没有这样的野心；有时候是因为内部纷争，难以团结一致；总之，他们没有制定这样的战略，无论军事上如何取胜，也难以扩大战果。
换言之，也先军队即使在土木堡之变中大获全胜，即使后来兵临北京城下，他们的最高目标，也不是问鼎中原，将明朝政权取而代之。说穿了，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，仅仅是像强盗那样为了绑架、勒索赎金。
事实上也先也没有想到，不经意间打败了明军主力，还俘虏了明朝皇帝，对于突如其来的胜利，瓦剌太师也先没有思想准备。
他又忧又喜，喜的是竟然俘虏了明朝皇帝，忧的是下一步战略目标是什么，非常茫然；而且这个皇帝不知道该杀还是该留。
倒是他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提了一个建议，认为明英宗是张牌，也是个人质，留下他的性命，好向明朝索赎金。
也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便将英宗关押起来。
站在也先本人的角度讲，他也不愿意扩大战争规模。
打个比方，也先就是东汉末年的曹操，有不臣之心。
但是也先的姐夫、瓦剌领导人脱脱不花却不是汉献帝，手里还有部分实权，不甘心受其摆布。
因此也先虽然垂涎汗位，欲立自己外甥"为太子"，姐夫脱脱不花坚决不同意，两人明争暗斗，最后大打出手。
脱脱不花开始与弟阿噶多尔济结成联盟，与也先杀得不可开交。
脱脱不花死后，也先自称"天圣大可汗"，建号"添元"，但是其他各部不服，战争不断。
总而言之，瓦剌内部不是铁板一块，注定不能采取积极战略，没有灭亡明朝的打算，也先当时的战略和金国入侵北宋时有所不同。
靖康之耻时，金兵虽然没有吞并北宋的野心，但有攻城略地的行为，也有扶植傀儡张邦昌取代宋廷的打算。
即便如此，南宋各地武装还是效忠朝廷的，没有出现失控局面。
而瓦剌因为内部不团结，他的战略目标就是抢掠，打一下就跑，根本没有乘胜追击、入住中原的打算。
在此情况下，各地将领更不敢轻举妄动。
太后、于谦反应迅速，政府继续运作北宋皇帝钦宗被俘属于突发事件，被俘之后赵氏皇族几乎被一网打尽，国家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。
金军从东京北撤之前，扶植太宰张邦昌为帝，建立了伪楚政权，但张邦昌不敢称帝，请出宋哲宗废后孟氏（元祐皇后，即后来的隆裕太后）垂帘听政。
在孟氏的推动下，钦宗的弟弟赵构接班，出面收拾残局。
土木堡之变时的形势要比靖康之耻时好得多，明英宗御驾亲征，指定了其弟郕王朱祁钰留镇京师。
英宗八月十五日(9月1日被俘，明英宗生母孙太后和于谦反应非常迅速，在十八日(9月4日)作出决定，让郕王朱祁钰监国。
从英宗被俘到郕王朱祁钰只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反应不可谓不迅速。等于说国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，政权一直在有序运作，迅速稳定了军心民心，消除了不稳定因素，即使有野心家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，果断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责任人王振绳之以法，打击阉党气焰，平息了民愤。
同时于谦急调两京和河南的备操军，以及沿海的备倭军，江北和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，来到北京勤王，使京城兵力大增，从数万增至22万多人，为度过危机，打赢北京保卫战创造了条件，也稳定了全国局势。
在此背景下，即使有分裂势力也无法抬头。
大明王朝蒸蒸日上，没有失去民心明英宗是明朝第6位皇帝，当时明朝刚刚建立90年，经过朱元璋、朱棣的努力，经济得到恢复；当时的明朝就像早晨的太阳，充满活力，蒸蒸日上。
英宗之前的几十年，明朝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外部和内部危机，党争也没有形成气候，也没有发生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路线斗争。
而英宗的爷爷和父亲（仁宗和宣宗皇帝）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，非常重视国计民生。
仁宗朱高炽非常注意休养生息，主张徭役要在农闲之时；宣宗朱瞻基非常注意官员廉政教育，提出"省事不如省官"；两位皇帝还非常注意减轻百姓负担，多次下旨为民解困，减免弱势群体的税负。
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，官员办事效率大大提高，廉政建设初见成效，经济空前繁荣，国力得到增强，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，出现了堪与西汉文景之治媲美的“仁宣之治”。
在此情况下，明朝政府凝聚力非常大，分裂不得人心。
英宗时期的明朝，形势不但比靖康之耻时期的北宋要好，也比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形势要好。
安史之乱发生时期，政治腐败。党争激烈，唐玄宗不思进取，沉迷酒色。
即便如此，唐朝统治者还没有失去合法性，权威尚在；因此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时候，各地将领纷纷抵抗，没有出现大规模军阀割据的局面。
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大唐还存续了150年左右。
一个政权失去对军队的控制，往往是过了极盛期，走向衰落，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。
这时候政治高度腐败、民不聊生、内忧外患；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，只要一根稻草，就能压垮它。
只有在这时候，手握重兵的将领才敢拥兵自重，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，发动叛乱。
而英宗时期的明朝，政治相对清明，百姓也没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，朝廷权威还在；所以即使有野心家也不敢铤而走险。
分封制度设计合理，将领无法专权军队发生叛乱相当一部分是王爷拥兵自重，挑战中央政府权威。
朱棣自己就是王爷造反的典型，所以他非常重视削弱藩王权力，不容许靖难之役重演、
朱棣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教训，在宗藩问题上采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。
宣宗时期，经过汉王朱高煦叛乱，藩王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。
经过了到了英宗时期，藩王已经没有兵权，只有在封地的税收权，也不能参与朝政和地方事务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像拔掉牙齿的老虎。
那时候的王爷只能生活在划定的范围内，只能当个文艺青年，或者吃喝玩乐。
如宁王朱权写出了作品《卓文君私奔相如》，成为剧作家；郑王朱厚烷的后代朱载堉写出《算学新说》、《乐律全书》成为音乐家和数学家。
王爷没有权力，不能兴兵作乱。那么军队将领如何，他们有条件发动叛乱吗？
明朝也是高度集权，朱元璋防范将领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严。
明朝军队的训练、调动、车辆、武器管理以及军官的选拔授予等则由明朝兵部管辖，而兵部则听命于皇帝。
军队调兵权归皇帝所有，没有皇帝的印信，各卫所将领不能调动一兵一卒。
发生战争时，皇帝才会把调兵的凭证如兵符等发给将领，战争结束后立即收回。
兵部与5军都督府互相制约，各都督府管理地域之间，相互掣肘。
统率军队权力与调动军队的权力相分离；而且将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调，将领和基层军官以及士兵互相不熟悉，明朝将领根本无法作乱。
明军分为京军和地方军，地方军由卫军、边兵和民兵组成，边兵主要部署在明朝北方边境九个战略要地，防备蒙古骑兵的袭扰，民兵是军籍之外的主要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，。无论是边兵还是民兵，战斗力非常差。
京军是明政府军的主力和精锐，洪武初期京军有48卫军，这其中有12卫军是皇帝的禁军，是国家精锐部队，装备精良，战斗力超强，由皇帝亲信亲军指挥使司统辖，亲军指挥使司不受五军都督府的节制，而是由皇帝直接统领。
在如此严密的制度设计下，将领根本无法反叛。明朝中央权威的保持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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